作者：孟國棟（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唐人

　　中國古代前期的日動及刻石多帶有某種象征含義或政治傾向，魏晉至南朝時期的常刻吃瓜網站熱門事件網站碑禁方針更是使得刻石與日常活動較為疏離。唐代今后，石活刻石習尚大開，其文上至帝王詔令，學含下至一般落款、唐人行記、日動及書札等各類文字、常刻各種文體均可上石。石活刻石逐步成為唐人日常活動的其文有機組成部分。這些刻石活動，學含不只有助于調查唐人行跡，唐人并且與詩文創造、日動及著作保存產生親近相關，常刻具有很大的文學含義。

　　刻石是唐代文人非常注重的重要活動，乃至與他們的官吏閱歷相一直。唐代朝廷官員刻石，以郎官石柱落款和御史臺精舍落款最為重要。盡管開始僅僅題寫于廳壁，可是隨后即被摹刻上石，郎官與御史們的落款無疑為刻石活動供給了藍本，能夠說他們在必定程度上參加了前期的刻石活動，至少為刻石活動做了預備。唐人多以擔任清要的吃瓜網站熱門事件網站郎官為榮，劉禹錫即曾在《白舍人見酬拙詩因以寄謝》中不無夸耀地說：“名姓也曾鐫石柱。”石柱即立于尚書省的郎官石柱。郎中、員外郎的名字最早也直接題寫于郎署廳壁，開元年間左司郎中楊慎余主張改為刻石，創設郎官石柱。開元二十九年，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尚書省郎官石記序》詳記其事，文中云：“斷自開元二十九年，咸列名于次；且往者不行及，來者不行遺，非貴自我，蓋取隨時。”意味著從本年起，尚書省各部郎中、員外郎之名直接刻于石柱之上。此前的落款，則于貞元年間再刻時補入。唐代以法管理全國，也特別注重憲官，故御史位置頗高。御史臺精舍碑陰落款，共刻有侍御史并內供奉、殿中侍御史并內供奉、督查御史等官員的落款一千一百余人次。有些人的落款乃至三見、四見，當是由他們屢次任職于御史臺所造成的。

　　唐代官員任職當地期間，亦多有題刻留存。長慶四年六月，時任宣歙池團練調查副使的楊漢公曾至宜興，在洞靈觀、張公洞等地留有題刻。開成四年三月，時任湖州刺史的楊漢公在公事之余率幕僚及子侄出游長興顧渚山，于明月峽霸王潭留有題刻：“湖州刺史楊漢公、前試太子通事舍人崔待章、軍事衙推馬柷、州衙推康從禮、鄉貢進士鄭璋、鄉貢進士曹璘，開成四年三月十五日同游。進士楊知本、進士楊知范、進士楊知儉隨從行。”這些題刻逐步成為名勝佳跡，屢為后人欣賞。如嘉慶六年春，錢大昕至吳興顧渚山明月峽訪得楊漢公霸王潭落款，并于《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詳記其事。千余年后，唐代刻石已百不存一，而這些著錄則為咱們調查唐人的刻石活動供給了牢靠的依據。

　　因為官職的變化，有的刻石要經過綿長的等候方能完結，乃至超越十年。如唐肅宗乾元三年七月，顏真卿書《全國放生池碑》，懇求肅宗賜碑額，肅宗贊同后，顏真卿即被貶為蓬州長史，刻石之事遂被放置，從前購置的碑石也“委諸巖麓之際，未遑崇樹”。直到代宗大歷九年，顏真卿出任湖州刺史的第二年，因州城西之白鶴山多樂石，遂“采而斫之，命吏干磨礱之，家僮鐫刻之，建于州之駱駝橋東”。食客主張集肅宗所賜批札中的文字刻為碑額，顏真卿撰《乞御書題額恩敕批札碑陰記》記其始末。顏真卿一直未能忘懷《全國放生池碑》，懸置心頭長達十余年之久，他對刻石之事的注重可見一斑。

　　刻石作為一項日常活動，與唐人的詩文創造也產生了親近相關，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榜首，許多詩文自身即為刻石而作，特別是各類碑銘、墓志等實用性較強的應用文更是如此。有些詩人創造的起點便是為了刻石，如會昌四年在龍門寺僧人和當地民眾的共同努力下，洛陽龍門的八節石灘總算疏通，使得“從古有礙之險，未來無量之苦，忽乎一旦盡除掉之”，白居易有感而賦《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并于序中自道創造意圖便是刻石：“因作二詩，刻題石上。”第二，許多刻石又反過來催生了新的詩賦創造。如大和九年，白居易過女幾山，見裴度平淮西時所刻詩篇，引發詩興，因作長詩，謳歌裴度討平淮西之積德行善，并刻于后，以引起采詩者、修史者以及來往觀者的留意。白居易在詩題中有具體闡明：“裴侍中晉公出討淮西時，過女幾山下，刻石題詩……新居易作詩二百言，繼題公之篇末，欲使采詩者、修史者、后之來往觀者，知公之積德行善本末前后也。”又如開成元年孟夏，李德裕由袁州刺史轉任滁州，北歸途中路過烏江，因見前人褒美項羽之刻石，與己意不合，所以作《項王亭賦》以申其意。序云：“丙辰歲孟夏，余息駕烏江……因睹太尉清河公刻石，美項氏之材，嘆其屈于天命……余以為否則矣。”白居易過女幾山詩、李德裕《項王亭賦》，正是緣于前人刻石的激起而作。

　　有些刻石活動還會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如顏真卿因喜歡清遠道士詩而將其刻石，并繼作一首，同時上石。后來李德裕又有《追和太師顏魯公刻清遠道士游虎丘詩》，晚唐時期的皮日休、陸龜蒙均有和作。清代黃本驥編《顏魯公集》時，將諸人之和作全部刻入，并撰有案語：“今以李文饒及皮陸和作匯錄于后，以見一時追和之盛。”顏真卿看似往常的刻石活動，卻引起了后人的隔空唱和，其所刻詩篇的傳達作用也大大增強了。

　　唐人頻頻的刻石活動，在文學著作的保存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唐人關于刻石的重要性有清楚的知道。歐陽修曾指出大凡顏真卿所到之處，皆有其題刻：“唐人筆跡見于今者，惟公為最多。視其巨書深入，或托于山崖，其意圖未嘗不為無量計也。”劉蔇曾將叔父劉禹錫《桃源行》《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等詩刻石，并有刻石題記云：“叔父元和（當為貞元）中征昔事為《桃源行》，后貶官武陵，復為《玩月作》，并題于觀壁。爾來星紀再周，蔇牽復此郡，仰見文字暗缺，伏慮他年轉將塵沒，故鐫在貞石，以期永存。大和四年蔇謹記。”均是出于經過刻石致使永存的考量。

　　刻石為唐人詩文的保存供給了極大的便當。如北宋時期宋次道收集石刻所見顏真卿詩文，多達十五卷；清代黃本驥從頭為顏真卿編訂文集，更是搜得石刻近千種。黃氏云“歐、虞、褚、薛、裴、柳諸家石刻之存于世者，皆不若魯公篇幅之巨，碑版之多，是可無一編以聚之，而忍令其剝蝕于風霜榛莽之地、敲火礪角之余乎？偶檢行簏，得石刻如千種，案年編次，題曰顏書編年錄。”唐代刻石習尚之盛況，由此略窺一斑。即使是殘缺不全的刻石，也有其含義。黃庚《離堆顏魯公祠堂記》云：“上元中，顏魯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余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二寸，雖崩壞剝裂之余，而典型具在，使人見之傲然也。”黃氏目擊真卿《離堆記》石刻，雖崩壞剝裂，而傲然加敬。

　　刻石也有助于文學著作創造時代的確認。如楊漢公的霸王潭題刻為咱們斷定《曹娥誄辭》的創造時代供給了有力的依據。遼寧博物收藏有傳為王羲之所書絹本《曹娥誄辭》，并附有韓愈、柳宗直、楊漢公、懷素等人的題跋。楊漢公于開成四年得觀此誄，并于卷末留下“□成四年七月廿九日，刺史楊漢公記”跋語。南唐昇元二年正月，此誄及諸人題跋被瑯琊王氏摹勒上石，清趙紹祖曾得其拓本，亦有“□成四年七月廿九日，刺史楊漢公記”等字。學界多以為此誄乃宋人仿作，韓愈等人的題跋并非真跡，徐邦達先生卻因楊漢公題跋的存在，堅定地以為“此卷必是晚唐開成四年己未今后的臨寫本”。許力于2018年前往明月峽訪得楊漢公霸王潭題刻，指出“楊漢公的石刻落款落款，與墨跡本上的簽名比對，筆法和結字都徹底符合，根本能夠必定，遼博收藏《曹娥誄辭》墨跡上的楊漢公題款是可信的手跡”，然后證定今傳《曹娥誄辭》的創造時代不晚于唐代，為這一爭議畫上了滿意的句號。

　　《光明日報》（2025年01月13日?13版）。